应仔细审查各方的声明。不能说当事人的陈述不是证据。
作为间接证据，同事和邻居的证言对法官的判断是有价值的。
在确定案件事实时，不能将品格证据排除在案件事实之外。
如果女方说是正当防卫，举证责任应合理地转移给女方，但这种举证责任不应适用于整个刑事案件中的高举证责任。
家庭暴力目前在中国更为普遍，这确实需要社会的广泛关注。
在“以暴制暴”的情况下，有两个事实需要认定。第一，是否存在家庭暴力；二、以暴制暴，比如汪昌云杀人案，杀人的事实是什么？对于这些事实，我们的法官有一些习惯性的认识，这对他们对事实的判断有一定的影响。当然，理论上也要警惕另一种倾向，就是在事实得到证实的情况下，女方是否杀害丈夫，必然存在家暴。这样先入为主的认识会导致另一种偏见，导致错案。
在认定事实部分，是否存在家庭暴力，在民事纠纷中，离婚时，法官很难相信存在家庭暴力。没有伤害检查，没有报警，只有当事人的陈述作为证据？民事诉讼中，当事人所说的是诉讼请求，不能作为证据，但我认为法官在审判中应该对这个问题有清醒的认识。首先，当事人的陈述有时与主张相似，但不能等同。比如离婚案件，“我要离婚，他总是打我”。这是当事人的主张，但陈述中包括他打我，用什么打我，或者打了我多少次。这些陈述应该是证据。当然，双方有利害关系，所以我们需要更仔细地审查双方的陈述，但我们不能说双方的陈述不是证据。
有对方承认的最好有直接证据，但是现实生活中很难得到直接证据。在汪昌云的案例中，她的同事看到她的身体受伤了。虽然她否认，说是破解了，但这可以作为间接证据。作为间接证据，在判断时对法官仍有价值。
在介绍汪昌云的案件时，受害者的前女友也表示存在家庭暴力，她的女儿已经报警，这至少证明她女儿存在家庭暴力问题。严格来说，这不是道听途说的证据。辩护人证明被害丈夫有赌博、吸毒的习惯，可以说明当事人的性格，这些都是性格证据。在我看来，在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中，品格证据不能排除在案件事实之外。性格证据也涉及到以暴制暴的女性。王力可常云，许多人不相信她会做这样的事。这些证据在案件确认时要认真对待。
间接证据和品格证据的运用对法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当然，这些证据不像直接证据那么方便。无论是直接证据、间接证据还是品格证据，都应该承认，这些都是可以进入诉讼大门的证据。
另外，有多少证据可以认定家庭暴力的存在？这涉及到证明标准，在刑事诉讼中这个标准是很高的。但对于具体问题，要达到的证据标准要具体认定。刑事案件是否涉及家庭暴力，是否属于正当防卫，谁来承担举证责任？公诉案件中，杀人的妇女是被告人，公诉人应当承担举证责任。如果女方说是正当防卫，举证责任应该合理地转移给女方。但是，这种举证责任不应适用于整个刑事案件中的高举证责任。
举证责任转移给被告的，可以适用民事诉讼的举证标准。换句话说，当这个女人证明存在家庭暴力或者正当防卫的时候，当她举出的证据达到优势证据的时候，她证明这个事实存在的可能性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，她就完成了举证责任。法官判决这个责任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证据标准就够了。
我还注意到，在整个杀人过程中，只有汪昌云在场，而且只有被告的供词。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，只有被告人的供述不能作出有罪判决。这不能简单理解为：在刑事案件中，事实不能只靠被告人的供述来判断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不能认定案件是非黑即白，那么在如此明确的情况下，认定的事实应该是有利于被告的判决。这是刑事案件中的基本理念，要求我们的法官在实际工作中提高技能和审判水平。